红墙里的阅读
来源:南方周末:苏永通(11月20日) 时间:2008-12-16 13:10:17

毛泽东:领袖的读书无禁区

没人能统计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,包括他的图书报刊秘书逄先知。毛的阅读范围,从历史、哲学到自然科学、军事,无所不包,更重要的是,他读书的方法“刁钻”甚至充满颠覆性。他把水浒当政治书看,把红楼当历史书看。

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,包括政治局会议上,讲秦皇汉武,评说史家著作得失。他给小说人物贴标签,贾宝玉是“大革命家”,刘姥姥是“农民阶级”。他说“《水浒》这部书,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,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”

“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,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、事件;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。”毛读书有一个习惯,喜欢在书上勾画,写批注。

长达4000万字的《二十四史》,是毛最喜爱的书之一。他不满这浩繁巨著,写的“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”,鲜提“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、生活情形”。

《资治通鉴》也是毛泽东的床头书之一,毛读了十七遍,得出“秀才说得多,做得少,以及谁也看不起谁的通病”。

“毛泽东读书最没有禁区。”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沈昌文回忆说,毛泽东经常批条子,让下面的人帮他找书。毛指定要读大字体的线装书——他的眼神越来越差了。他记得,毛要过斯大林的《政治经济学》(因为要发动干部学习),更多是各种古籍。

毛一辈子读了近十万册书,连用吴方言写的鬼书《何典》都看,却也被后人评论“重中国书,轻西方书”。毛所看的西方书,自然以马恩著作为主,他外出所带的西洋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。

1976年,毛泽东病危。他的图书室管理员徐中远撰文回忆说,从9月7日到8日下午,弥留之际的毛仍坚持看文件、看书。他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《容斋随笔》。

邓小平:鬼书武侠爱好者

邓小平曾坦言:“我读的书并不多。”

他的女儿邓榕回忆,邓没看过马恩全集,看的是选集,通读了列宁全集。他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,主要是跟二战、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,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。

邓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——这点与毛泽东相似,他熟读过《资治通鉴》,通读《二十四史》,特别爱看《三国志》。另一和毛相似之处是,他也喜欢看地图——他们都曾是这个疆域辽阔大国的最高领袖。邓出差时,总要带两本地图册,一个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》,一本《世界地图》,到哪都要查看自己身处何处。

与毛不同的是,邓读书,但不以“评论家”的身份自居。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,“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,连个道都不画,熟记在心,融会贯通,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。”

据公开报道,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“粉丝”,“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,这是人生规律。”这是邓对金庸小说的评点,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。上世纪70年代,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,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,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。

在党内,邓被认为是“实践派”的代表,以“猫论”闻名于世。“他喜欢看写鬼的书。”他的夫人卓琳曾透露,邓非常喜欢《聊斋志异》,有时外出,还让工作人员拆成活页,带几篇偷闲着看。

有人还专门考究邓看聊斋的动机: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卷三《驱怪》篇末,有“异史氏曰:黄狸黑狸,得鼠者雄!”狸者,猫也。翻译成白话就是:“不管黄猫黑猫,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!”邓小平的“猫论”,与其何等相似!

江泽民:好学好问

1985年,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,他的办公室有超过3000本书,数量上仅次于前市长汪道涵。

江喜欢古典文学。1994年,他在天津南开大学,当场背诵了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和苏轼的《中秋见月和子由》,令学生们叹服。

1997年,他告诉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自己的个人兴趣:“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,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,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。比如说,我喜欢读唐诗、宋词和元曲,也读过但丁、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和马克·吐温的一些作品。我还喜欢听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……我相信,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。”

江喜欢直接向别人请教,而不是通过间接渠道。比如,他看到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,对文中所引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非常感兴趣,便给宋健打电话。此外,他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著作《中国的问题》。

江对宋健说,“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,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。”

另一个经常被江请教的科学家是钱学森。1989年,钱给了江一本他写的《系统工程论》。“后来,他在发表讲话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。”江还向他请教过超弦理论,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。

江的英语很好,他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,哈姆雷特的独白“生存还是灭亡”,以及雪莱的《西风颂》。他还说,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,他就是精神贫儿。江告诫身边的人,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,但他又强调,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,以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。胡锦涛:发起读书活动,拒绝精神污染

公开报道很少提及总书记胡锦涛的读书情况。

南方周末从上网的新闻中仅找到一处,2004年10月14日,胡锦涛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:“我清楚地记得,在青少年时代,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,演唱过贵国的歌曲《红莓花儿开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后来我们熟知了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高尔基。”

在过刊中找到的另一报道亦与青年有关。

1983年,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、全国学联决定当年10月起,在全国城乡青年中开展读书活动。同年11月17日,《中国青年报》头版刊登对胡锦涛的专访,题为《读书活动要坚持不断持之以恒》。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,就是“全国青年读书活动办公室”主任。

谈到读书活动的指导思想,胡锦涛说:“对正在长知识,长身体,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形成的青少年来说,并非任何书都是‘开卷有益’的,对青少年说‘读书无禁区’是不适宜的。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诲淫诲盗、黄色手抄本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垃圾对青少年的污染。”

就在此一个月前,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“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”。

谈到组织演讲活动,胡锦涛说:“演讲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,当前特别要宣传抵制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意义,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中,发挥演讲的匕首和投枪作用。

温家宝:很少引用教科书上的话

两本名著今年重新出版,一本是《沉思录》,腰封上印着: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;另一本《道德情操论》的腰封上印着: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。

2007年11月,在新加坡访问的总理温家宝,提及罗马帝国凯撒马可·奥勒留所著《沉思录》,“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,我可能读了有100遍,天天都在读”。他频繁引用其间的名言“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,他们像一缕青烟消失了”。《道德情操论》温公开推荐不止五次。在2005年的“两会”,他就曾给企业家郑重推荐,毒奶粉事件之后,赴美访问的温说:“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。”

“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。”他曾对《华盛顿邮报》总编唐尼说。

作为建国后受教育的一代领导人,温同样熟悉苏联文学作品。上个月底,他在莫斯科对当地媒体说:“我记得小时候最早读的俄罗斯作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?》。“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,一个人宁肯吃苦而不叫苦。”

温家宝是文学爱好者,也和许多西方杰出人物一样“仰望星光”。2007年,他在同济大学曾作一首现代诗《仰望星空》,他说,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,他们才有希望;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,那是没有未来的。”这句话来自黑格尔。

每年,媒体还要细数温总理在“两会”的记者招待会引用了多少古语、诗文和典籍,还有教授专门考究,发现温引用的诗句,95%教科书上没有。

温家宝与文艺界大师多有私人交往。尤谈及2005年去世的巴金,称“那本《随想录》出版后,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,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。”

自他担任总理,温每年还会去探望国学大师季羡林,还曾探讨“和谐”话题。今年8月,温第5次拜会季羡林,谈及这一年的多灾多难深有感触:“名为治平无事,实有不测之忧。”此话出自苏轼《晁错论》。

胡耀邦:配书房钥匙给警卫

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,生前曾在怀念文章中说,耀邦“读过《马恩全集》,也读过《圣经》;做报告不念稿子;会写文章,会作旧诗,字也写得好”。

1979年,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《爱因斯坦文集》,说:“很多内容我没看懂,但看懂的那些,对我启发很大。”自1952年后,中共就跟随苏共,将爱因斯坦批判为“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”,文革中更是“批判相对论,革相对论的命”。

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,胡便要求中组部的同志们都去阅读《爱因斯坦文集》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,他曾看到胡耀邦在读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《激荡的百年史》。《理论动态》原主编沈宝祥也是在胡耀邦的推荐下,读了《激荡的百年史》和《美国史》。

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的秘书曹治雄撰文回忆说,1955年国庆前后,香港出版了关于蒋介石在大陆大半生故事的《金陵春梦》,这本书只在一些高干中流传,胡借了一套来,用了个把星期晚上时间看完了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。

而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则设问:“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,也光娴熟中国典籍,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,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?”

胡耀邦于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。胡曾让秘书特意多配一把书房钥匙,让警卫也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书房借书看。